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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5%（其实差距没这么大，因为中国物价更低，但即使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也还是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因为当时美国的物价同样相当便宜。）的情况下做到的，一度被认为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但是随着慢性病成为主要死因，中国医疗水平、特别是外科水平相较老牌帝国依然明显偏低的弱点渐渐暴露，加之美国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被迫完善并不断提高社会福利，使得平均预期寿命很快又重新超过中国，并一度将差距拉大到3岁，直到1970年之后才被中国再次超越，这次“寿命竞赛”与“太空竞赛”、“福利竞赛”一起成为冷战时期两大阵营间具有积极意义的“三大正面竞赛”而被后人津津乐道，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人口死亡率降低到1%以下，而人口出生率则超过了5%，人口增长不快才是怪事。这么惊人的人口膨胀首先令农业部门感到了巨大的压力，若非1942年前中央坚持推行“备战备荒”的政策，1942年的大旱灾就很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而即使1943年取得了全国性大丰收，但人口照着这个趋势膨胀下去，也依然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

要知道随着农田水利建设的基本完成和化肥农药产量的不断增加，最容易见到成效的两大增产因素对粮食产量增长的帮助已经日益减小，在农业发展度过了“从无到有”的阶段进入稳定期以后，即使生产条件和农业技术仍能不断进步，也根本不可能连年保持4%以上的粮食产量增长，虽然至少10年内都不必担心会饿死人，可是之前已经吃饱了的老百姓在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反而必须省着点吃，这种事可是很容易引发严重政治危机的。

注1：在这个时空，二战期间中国有不少于十万人前往了苏联，战后由于苏联人口不足而颁布优惠政策大力引进移民，前十年里又先后跑掉了上百万，而由于苏联政府认为汉族等东亚民族难以同化而采取了歧视性政策，因此永久性的移民基本都是其他民族。

第七百六十二章中国民兵

其次，则是日后的巨大就业压力，且不说这批“婴儿潮”中出生的一代人将来到了就业年龄后会给当时的政府带来多大的挑战，即使从宏观上来考虑，也必须意识到，由于人口的高速增长，城市里新增的工作岗位当中将有很大一部分被内部消化，能够留给农村进城人口的自然就不会有多少了，长此以往必然加大城乡差别、甚至造成阶级固化，这对于社会公平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显然都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对于人口猛增可能带来的危险，就连一贯认为“人多力量大”的太祖也意识到了，他某次听取胡卫东汇报时就曾感慨道，“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这两年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3000万以上，实在是太快了，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如今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

不过考虑到当时二战还在进行，此时控制人口增长显然不合时宜，而且人口多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特别是